故意伤害罪若干疑难问题探究

故意伤害罪若干疑难问题探究

　　[摘 要]对于故意伤害罪的定罪和量刑，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规定。本文针对故意伤害罪的定罪和量刑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探究。

　　[关键词]故意伤害；界限认定；轻伤后果；特异体质

　　作为一种古老而多发的犯罪，刑法理论界对故意伤害罪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故意伤害罪本应成为一个清晰而明了的罪名，但由于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对故意伤害罪法律条文理解的差异，导致在认定等诸多方面存在争议。本文立足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中外刑法相关理论及具体案例，对故意伤害罪的若干问题进行探究，以期揭开其面纱，对我国故意伤害罪理论及司法实践的完善有所帮助。

　　一、故意伤害与一般殴打行为的界限

　　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体现在故意伤害与一般殴打行为的界限。伤害是犯罪的故意，殴打是违法的故意，即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故意伤害，是指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破坏人体组织的完整性，一种是损害人体器官的正常机能。而一般殴打行为，通常只是造成他人暂时性的肉体疼痛或使他人神经受到轻微刺激，并不伤及人体的健康。[1]一般殴打行为不属于犯罪，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而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处罚。

　　然而，殴打行为与伤害行为经常在表现形式上没有什么区别。例如拳打脚踢，有时只造成受害人的表皮损伤、皮下出血，有时则会造成受害人重伤甚至死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甄别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呢？ 例如：甲是某矿务局综合工程处材料员。某日下午甲去某厂将盖楼房剩余的门窗拉回本单位。甲将门窗装车以后，因门窗的数量问题与现场打更人员乙（男，51岁）发生争吵，继而相互厮打。甲打乙一拳，踢其胸部两脚。乙被打伤后，感到胸部疼痛，当天被送往医院。经诊断：左胸外伤，第五、六、七、八、九肋骨骨折，属于重伤。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对甲作出了有罪判决。[2]本案中甲对乙进行代写论文拳打脚踢，从打击的方式和力度上看类似一般殴打行为，但乙年老体弱受到打击很容易造成伤害，甲明知这一生活常识，仍动手殴打乙，并放任伤害后果的发生，其伤害他人的故意明显，故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甄别行为人的伤害故意和殴打故意时，需要综合考虑全案的各种要素，查明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行为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否希望或放任该结果的发生。如果对伤害的结果既明知又希望或放任，那就构成故意伤害罪，反之则是一般殴打行为。具体来说，应当考虑如下因素：

　　1.打击时选择的对象。同样的殴打行为，实施在不同的对象身上能反映出不同的主观故意，行为人应当认识到对特殊对象的打击行为可能造成的特殊结果。比如一拳击出，打到青壮年身上，可能是殴打故意，而打到老弱病残身上，就可能是伤害故意。

　　2.打击时使用的工具。不同的工具所具备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比如匕首、斧头、硫酸相比普通的棍棒无疑更足以致人严重伤害。而对于这种伤害后果，行为人根据一般的生活常识，应当能够预见。

　　3.打击时选择的部位。打击时选择头部、颈部、心脏等人体要害部位与选择臀部、腿部、胳膊等不足以造成严重伤害的部位，行为人具有的主观故意明显不同

　　4.打击的力度和次数。一般来说，打击的力度和次数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成正比。打击的力度越大，次数越多，行为人具有伤害故意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轻伤后果是否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必要条件

　　2010 年 6 月，某杂志编辑方某在下班途中遇袭受伤，导致失血性休克、头部部分伤处有颅骨显露、头部受伤后出现不良反应。8 月 29 日“，打假斗士”方某某在石景山区的住处附近遭遇两名陌生人袭击，被喷辣椒水及用铁锤追打。经警方侦查，先后将涉案的 4 名犯罪嫌疑人控制，幕后主使某大学教授肖某某对两起案件均供认不讳。9 月 30 日，此案从警方移送检察院。10 月 10 日北京石景山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对肖某某等人作出有罪判决。该判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据悉，在肖某某案中警方侦查时是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时是故意伤害罪，检方批准逮捕时还是故意伤害罪，但在方某的轻微伤鉴定出炉后，罪名就变成了寻衅滋事罪。[3]肖某某案件反映出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故意伤害罪是结果犯，故意伤害行为必须致受害人轻伤以上后果，才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是：第一，虽然《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未对具体的伤害后果作出规定，但第二款对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或造成严重残疾等伤害后果的刑事处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因此，根据伤害后果的程度和刑罚的轻重成正比的逻辑，可以认为第一款所规定的刑罚就是对应轻伤这种危害结果的。第二，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危害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若故意伤害行为仅造成被受害人轻微伤，则其行为应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能认为是犯罪。第三，司法实践中对人体伤情进行法医学鉴定的量化标准是《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在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时，用《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来解决故意伤害罪的量刑问题，而在适用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时，应用《人体轻伤鉴定标准》来解决定罪问题，即伤害后果达到什么程度才构成故意伤害罪。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失妥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并非一定要有轻伤以上后果，理由如下：第一，法律条文没有要求构成故意伤害罪必须有轻伤以上后果。《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条文中并没有要求必须要达到什么程度的伤害后果才构成故意伤害罪，现有的司法解释中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第二，伤害后果不是衡量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唯一标准。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早就指出“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并称之为“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4]而衡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能简单以结果论，否则对预备行为、未遂行为以及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人就无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理论上的定罪情节包括犯罪动机、犯罪对象、犯罪的手段、犯罪结果、犯罪完成的程度、犯罪前科等。具体到故意伤害罪，轻伤后果只是定罪的标准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标准。坚持伤害行为必须有轻伤后果才构成犯罪，显然是违背刑法原理的。因此，对于虽未达到轻伤标准但已接近轻伤标准的行为，如果行为人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如殴打伤害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结伙或持械伤害他人、行凶报复举报人，其行为已不属于《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就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坚持轻伤标准会对未遂行为无法定罪。在设有殴打罪或暴行罪的国家，伤害未遂即没有造成伤害后果的，通常是按殴打罪进行处理。例如日本刑法第 208 条暴行罪规定“：实施暴行而没有伤害他人的，处二年以下惩役、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拘留或者科料。”日本刑法的伤害罪只处罚既遂犯，也就是只有造成伤害后果的，才能构成伤害罪。[5]而我国刑法并没有设立殴打罪，如果在认定故意伤害罪时坚持必须有轻伤后果才构成犯罪，会造成对未遂行为及其他情节恶劣的伤害行为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所导致的后果必然是放纵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对盗窃罪、抢劫罪的未遂犯进行刑事追究的不乏其例。那为什么墨守成规地认为故意伤害必须达到轻伤标准才构成犯罪呢？如果对故意伤害的未遂行为一概否认是犯罪，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这实际上否定了故意伤害罪存在犯罪未遂的形态，显然从法理上也是讲不通的。

　　因此，构成故意伤害罪并非一定要达到轻伤标准。在通常情况下，对绝大多数的伤害案件，可以坚持轻伤标准。而在未达到轻伤标准时，应当考虑是否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综合整个案件的案情已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时，则有追诉必要。

　　三、受害人因特异体质死亡的案件应如何处断近年来，行为人对存在特异体质的受害人实施打击，从而造成受害人特异体质发作而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因为对此类问题的定性存在诸多分歧，导致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也是五花八门。情节相似的案件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无论是从刑罚理论的层面还是司法实践的层面，都有值得研讨和探究之价值。

　　英美法系中存在一个“蛋壳脑袋”规则（Eggshell Skull Prin-ciple），是指某人有一个像“鸡蛋壳那样薄的脑袋”，通常不会对正常人造成伤害的打击却会造成对该人的致命损害。依据该规则，行为人只要违反了对他人的通常注意义务，就应当承担由于受害人个人体质易于遭受损害的弱点所带来的危险。而采用“相当性原则”来判定法律因果关系问题的大陆法系国家也认为，即便行为人的行为并非导致受害人伤害的主要原因而仅为诱因，但是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增加了受害人现存的状态的危险，或者行为人使受害人暴露在与原本的危险不相同的危险状态之中，那么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就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因此，此类案件中对于行为人的打击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争议不大，但对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罪过和存在什么样的罪过，则存在着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在此类案件中，不应细分打击行为的性质，因为此时殴打与伤害并无实质区别，事实上也无法对两者进行甄别。只要出现了因打击引发受害人特异体质造成的后果，就构成故意伤害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的前提必须是打击行为造成轻伤以上后果。因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可见，致人重伤、死亡的前提必须是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在此类案件中，若打击行为本身没有造成轻伤后果，即使引发受害人特异体质导致死亡，也构不成故意伤害罪。

　　笔者认为，上述二种观点都有欠妥之处。第一种观点根据行为结果来推断行为人主观认识，与犯罪构成理论不符。在认定犯罪时，不考察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识程度，仅以危害行为造成的结果来推定行为人主观罪过从而认定行为性质，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第二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进行充分的论证。既然轻伤后果不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必要条件，那么打击行为是否造成轻伤后果也不会对此类案件中故意伤害罪的认定产生影响。

　　关于行为人造成特异体质者死亡时主观故意的认定，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1.行为人不知道受害人有特异体质而实施打击，该打击行为造成特异体质发作而死亡。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伤害的故意，但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应承担过失的罪过，其行为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例如赵某过失致人死亡案。2008 年 9 月 18 日晚，陆某酒后与赵某发生争执并互相厮打，赵某为摆脱陆某的纠缠，用陆某的皮鞋击打陆某的头部及身体部位，使陆某在脑血管硬化的基础上，头部遭受钝性外力作用致闭合性颅脑损伤，引起中枢神经功能障碍。事后，因未及时采取手术治疗救治，陆某于两天后死亡。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赵某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改判赵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6]

　　2.行为人不知道受害人有特异体质，但根据客观情况应当认识到受害人与正常人有所不同而实施打击，该打击行为造成受害人特异体质发作而死亡，行为人应承担故意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如甲对一个七旬老人有推搡行为，导致老人因紧张激动，心脏病发作而死亡。尽管甲不知道老人有心脏病，其实施的推搡行为也是轻微的，但其明知打击一个七旬老人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且希望或放任该后果的发生，主观上应认定具有伤害的故意而非殴打的故意。相反，如果甲对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推搡行为，造成年轻人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甲的行为主观上就不是伤害的故意，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3.行为人明知受害人有特异体质而实施打击，该打击行为造成受害人特异体质发作而死亡，行为人应当承担故意犯罪的责任。例如吕甲故意伤害案。吕甲与吕乙系同村村民，两人素来不合。吕甲知道吕乙有心脏病。2004 年 3 月 22 日下午，吕甲于酒后携带斧头到吕乙家对吕乙实施殴打，致使吕乙因外伤引发心脏病，诱发急性心力衰竭，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吕甲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而对于行为人明知受害人具有特异体质，意图利用打击行为引起受害人特异体质发作而死亡的，其行为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综上所述，处断此类案件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具有何种主观故意，而判断主观故意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受害人存在特异体质这一情况是明知、应知还是不知。不同的认知状态影响着对其罪名的认定。

　　四、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原则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写道：“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7]对于故意伤害罪而言，不论行为人出于轻伤还是出于重伤的故意，只要造成了轻伤的结果都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处罚，只要造成重伤的结果都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处罚，甚至无伤害的故意只要造成伤害结果就按照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这样不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加以区分就进行量刑与我国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精神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相矛盾。例如：甲意图砍下乙的右臂，准备了砍刀等作案工具，但是在行凶时因乙身手灵活只将乙砍成轻伤，这时如果仅根据甲造成的轻伤后果进行量刑就明显不合适，会造成罚不当罪的结果。刑法要求量刑时要查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行为客观，不能仅依据伤害后果来认定重伤和轻伤故意行为，更不能仅凭伤害后果来量刑。

　　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单纯以客观危害结果的轻重作为量刑的依据，还应该注意分析行为人对这种后果具有故意的主观心态，以反映其主观恶性的不同。笔者建议：第一，以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的不同将普通伤害行为和重伤行为区分开，均单独设立法条和罪名。这样划分的好处是，在分析案件时，先由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确定罪名，再考虑未遂、中止等情节，可以对量刑起到更加明确的导向作用。

　　第二，在普通伤害罪条文中就行为人只具有普通伤害的故意，但是致人重伤的情况专门规定了法定刑，并且相比重伤罪的法定刑较轻。第三，将基于义愤伤害他人的情形单独设立法条和罪名，规定了低于普通伤害罪和重伤罪的法定刑，而且对基于义愤伤害他人致人死亡规定了较低的法定刑，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通过对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加以区分，对基于义愤伤害他人这种恶性较小的行为施以较轻的刑罚，对意图重伤他人这种恶性较大的行为施以较重的刑罚。这种量刑方法不仅在情理上易于被公众接受，而且也最大程度的体现了刑法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42.

　　[2]肖中华。伤害犯罪定罪量刑案例分析[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82.

　　[3]贾晓宏。买凶轻判只怪方舟子跑得快[N].北京晚报。2010- 10- 12（4）。

　　[4][7][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1993：82，53.

　　[5]张明楷。日本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